编者按：近期，某闻名出书社一本新书因编校遗漏被读者指出数百处文字过失，且类似问题并非个例。相关论题引发广泛注重，也再度将出书物的编校质量上的问题推至大众视界。

　　本报为此约请业界专家、国务院发展研讨中心编审卫建民，从出书业的旧事谈起，细数一些长辈学人于咬文嚼字间较真文字正误的往事，回望传统出书流程中精雕细镂的匠心。期望这些旧闻轶事，能唤醒出书界对编校质量的敬畏之心，重拾谨慎详尽的作业态度，以更多制造精巧的书本，回馈每一位读者的信任。

　　王力（笔名王了一）先生的散文集《龙虫并雕斋琐语》，于1949年由上海调查社出书后，多年没有再版。上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科学出书社发现这本学者散文的价值，雇人从旧版抄写，印行新的版别。新版出书后，王先生寄给作家刘绍棠一本——刘绍棠在上世纪50年代曾短期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先生有师生之谊。师生互赠著作，原本是学界文坛的往常事，不料今此从燕园寄出的书不往常。

　　原本，刘绍棠收到书后，发现王先生亲笔做了一张勘误表，把书中印刷的过错逐个改正；一本169页的书，错讹谬植竟有68处！惊叹之余，刘绍棠给《北京晚报》写了一篇文章，对出书社的偷工减料提出批判，标题是《大学者的一件小事》。文章宣布后，读者纷繁给晚报来稿，持续批判其他出书物呈现的过错。王先生也给晚报写信，说后来再查看，发现这本小册子的印刷过错有110余处，要求出书社再版时更正。169页的书呈现110余处过错，简直一页一个过错，这样的出书物真是不胜卒读！我国社会科学出书社知错便改，当即毁版重排重印，并严肃处理有关人员。多年后，这家出书社再出新版，质量大幅度的提高了。

　　对学者、作家来说，自己研讨的效果、创造的书本出书后呈现许多过错，绝不是件小事。王力先生是言语学家，他的著作如呈现言语文字过错，他必定看得更严峻，由于言语学家、教授的双重身份有扩大效应，会发生误导。

　　实际上，绝大多数学者作家、修正记者以及一切以文字为业的人，对自己宣布的文章、出书的书本质量都是关怀的。30多年前，我在原本作业的出书社请钟叔河先生编了一本《知堂谈吃》，把周作人（号知堂）谈饮食的散文辑为一册出书。用郁达夫的话说知堂散文，“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行”。这种文章风格，也是对修正的检测。饮食、烹饪虽小道，但触及前史典故、当地习俗，偏僻字、异体字不少；我作为责任修正，不明白的就查东西书，小心谨慎，生怕犯错。书印出后，适逢钟先生来京，就趁便送他几本样书；他在回长沙的火车上就现已读了一遍，抵达后来信告知我校正仔细，只错了一个字。书的编者还有耐性再读一遍刚印出的书，这自身便是对咱们这些年青修正的教育。

　　1994年，孙犁白叟让我把有关读书的信抄几封寄给《文汇读书周报》的陆灏兄，作为谈读书的漫笔宣布。文章刊发后，白叟来信说：“《文汇读书周报》已见到，版式很好，您又消耗不少精力，该报校正也好，只错了一个‘蔓’字。”一整版文章只呈现了一个错字，可见老一辈读书人对文字多么注重。喜爱、了解孙犁著作的读者都知道，白叟写过许多有关读书、校正、修正方面的文章，还出书了一本《修正笔记》。他对创造的严肃性，对中文言语的规范、精确、纯真不断发声。

　　读者、作者实时监督新出书物的编校质量，主管部分定时检查，是新闻出书业健康发展的确保。我记住，曩昔有的报纸专门在版面拓荒“更正”专栏，及时反应读者的定见；有的出书社奖赏谈论该社图书的作者，把挑剔的读者当作畏友；还有的新闻出书安排让新招聘的修正人员先在校正部分作业一段时间，有意培养新人当修正的感觉。

　　我国是前史悠远持久的文明大国，在书本的修正、出书上有优秀的传统，长辈曾留下许多名贵的经历。近年，我发现，技术进步只能配备新闻出书业的下流，机器人尚不具有审读古籍的功用。一部书稿有没有出书价值？怎么修正、修正一部书稿？现在仍是由有资质的人工按传统的办法作业。千余年前，司马光在洛阳修正《资治通鉴》，草稿都是正楷，没有一笔草书，誊抄草稿时预留空行，增删文字，随时能取舍、张贴。北宋时的书多数是卷轴式，四丈成一卷，司马光说他是三天删定一卷，这是他自定的作业量。到了现代，咱们这一代出书人是读作者的手稿，稿子大多写在“六合广大”的大稿纸上，也能取舍、张贴，修正作业的方法还保留着传统的方法。

　　进入信息化年代，修正读书稿的电子版，修正的符号无非是电脑自带的东西，并不能替代修正对书稿的判别。举例说，我在孔夫子旧书网发现杨伯峻先生的一页手稿在拍卖，内容是他在中华书局作业时对书稿《老子词汇》的初审定见。我原本想买下来学习，不料被争先恐后者抢走了；好在卖家没打水印，我及时下载，随后抄写在《杨伯峻学术论文集》的空白页。在这一页的审读定见上，杨先生从三个方面临书稿提出定见，以为稿子的水平不高，主张退稿。杨先生的定见，显现了他的学识和眼光。在出书社的出产环节中，首先是评价一部书稿的质量，审读其是否有出书价值，是否已到达了出书规范；其次才是编校质量。一些东抄西拼，乃至胡编乱造的书稿，出书后即便没有过失，也已然是最大的过失。杨先生以他的学识，在源头保住了百年老店的名誉。

　　书稿的评价、审读；书本的编列、印制，已然还离不开人工，那就不免犯错。成语“鲁鱼亥豕”专指书本传写、刊印中的文字过错。在篆文中，“鲁”与“鱼”，“亥”与“豕”，二字笔画字形类似，简单写错，就把此现状称为文字书写、出书中不免的过错。蒲松龄曾在《聊斋志异》里说：“鲁鱼亥豕，应不能免。”便是对这种现象的怜惜和了解。其实，只需作业仔细，编校得法，出书物中的过错是能彻底消除洁净的，咱们已有许多经典著作屡次再版，是没有一个错字的。早在两千多年前，吕不韦就安排人员修正《吕氏春秋》，工程完工后，他把书稿悬于咸阳城门，把金子也摆在城垛上，并揭露告示：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便是“一字千金”的故事。我的了解是，吕不韦对他领导的文明大工程如此自傲，倒不彻底是夸耀《吕氏春秋》的编校质量，更重要的是要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持续吸收其他学术门户的思想观点，争夺到达他那个年代的最高学术水平。

　　看新闻，近年有一些名社大社、百年老店出书的单个书本遭到读者批判，读者所指，主要是书本的学术质量和编校质量有问题。有的出书社闻过则改，当即告知经销部分下架；有的则装疯卖傻，对读者的批判不予理睬。读者对揭露出书的图书提出各种定见，是读者应有的权力，也是读者对出书物的反应，出书社应视为福音，而不该当作乌鸦的聒噪。一本书呈现编校过错，触及多个环节，像40多年前出书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因有从繁体字到简化字的转化，又是雇人从旧版别抄写，在第一个环节就埋下连环爆破的地雷。责任修正缺少担任的才能，校正按过错的原稿机械校正，一本过错百出的名著就出书了。质量不合格的图书，既危害读者利益，也损伤出书社的名誉，还有连锁反应的经济损失。我是出书业的保守派。在信息化、互联网年代，在瞬息万变的光速年代，假如咱们能据守一些传统的、不变的出书规律，脚踏在“早年慢”的辙迹，科学、全程监控产品出产线，咱们出书的书本质量才有确保和更具生命力。

　　上一年，有一家出书社要办培训班，主持人让我给青年修正引荐一些书，我顺手开了一份书单，都是旧书：《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回想中华书局》《我与三联》《一编审足矣：周振甫修正出书文选》，还有赵家璧《修正忆旧》、叶至善《我是修正》。我对出书社主持人说，这一类的书，我还能够开出一长串，你们先让青年同行了解名社的前史和社内作者、同业回想，看看老长辈是怎么当修正的。我还说，出书安排要有读书习尚。青年人假如爱读书，一切都好商量。我又告知要去培训班的朋友，1924年，冯友兰先生约请顾颉刚先生去中州大学任教，顾没能去，在回信中谈到他的方案：“自下一年起，每日必有半日之读书，余下半日，虽不读书，亦必滋润于学识之空气中。”读到这封信后，我连着几天都在回味其间味道，甘之如饴。一家出书安排的修正、校正人员，假如人人爱读书，天天都“滋润于学识之空气中”，我们都来练内功，其修正出书的图书质量总会逐渐的提高吧。

　　仍是看新闻，我最近看到公民教育出书社在办公大楼安放叶圣陶先生塑像。我心里说，这就对了！叶老晚年还在说，假如有人问他的工作，他就说他的工作是修正。叶老作为该社的首任社长，闻名的教育家、出书家、作家，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应是一切出书从业者敬重的前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