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清晨，江西景德镇的天空阴沉得有些异常，街巷里的收音机几乎在同一时刻传出同一则消息：毛主席逝世了。茶馆里有人把搪瓷缸子“当”的一声放在桌上，嘴里喃喃念着“怎么会呢”。在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的一间画室里，年近半百的章文超呆坐在画架前，桌上的毛主席照片已经摊开，他却迟迟下不了笔。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了一句：“主席，我得再给您画一次。”这一次，是遗像。

　　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一生和领袖的距离，也许只有挂在墙上的那一幅画像，或者广播里的那几句声音。而有些人，却把整个人生都压在了画布和瓷板上，用一笔一划，与历史中那张面孔长时间地“对视”。章文超，就是这样的人。

　　1931年，中华大地战火连天，许多地方枪声不断，同年，一个男婴在江西出生，取名章文超。六年后，日本侵华战争全方面爆发，1937年的动荡逼得不少家庭背井离乡。年仅6岁的章文超拉着外婆的衣角，沿着江边辗转到了景德镇南门码头，投奔在这里以画瓷谋生的二叔章鉴。

　　景德镇素有“瓷都”之名，窑火一旺，街上总带着一股窑烟与釉水混合的味道。那时候的章家并不富裕，二叔靠在瓷坯上画花画鸟换点工钱，一家人勉强糊口。小孩子原本应该去玩泥巴，他却提早摸上了画笔。起初，二叔只让他在一旁研墨、洗笔，等到看他手不抖了，才开始教画翎毛、花卉，随后是山水，最后才是最难的人物。

　　不得不说，这孩子在画上确有天分。细小的一根羽毛，勾完之后有软有硬；山石转折处的枯皴，也有了几分章法。二叔看在眼里，嘴上不多夸，心里却知道，家里这孩子将来不会只是个普通画工。然而，在统治的那些年，天分并不能换来安稳的生活，画瓷之余，他们还得帮人挑柴、跑腿，才能勉强填饱肚子。

　　日子一天天熬过去，战局转换，解放的消息慢慢的接近。1949年，当北平城头红旗招展、城楼上那幅巨大的毛在风中展开时，远在景德镇的18岁青年章文超，正守在一窑瓷器旁边。他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目光不自觉地落在墙上贴着的一张毛主席的黑白照片上，心里升起一种说不出的敬意。那时候，他只是觉得，这个常挂在瓷厂食堂墙上的人，真正改变了底层人的命运，却没想到，自己今后的几十年人生，会反复与这张面孔打交道。

　　新中国成立后，陶瓷行业迎来了全新的局面。景德镇组建陶瓷研究机构，培养专业的美术人才。章文超和二叔章鉴，都进入了新成立的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工作。与旧时代的私人作坊不同，研究所有系统的培训，有集体创作，也有从全国各地来的专家指导，技艺磨得更精，眼界也被一点点打开。

　　在所里，他开始接触肖像瓷绘——这种技艺难度极大，要在弧面或平板瓷胎上，把人物五官、神态都控制好，一旦入窑烧成，就再没有修改的机会。眼睛深浅一点不同，出窑后可能就变了味。也正因为这种“不能出错”，逼得画工必须格外细致。

　　时间转到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举国欢庆。景德镇也要举办纪念活动，筹备中，一个任务落在了章文超头上：为庆祝活动绘制一幅巨型毛主席油画肖像，高约2米，宽约1.4米，留给他的时间只有短短3天。这个要求，对任何一个画肖像的人来说，都谈不上轻松。

　　通知下来那天晚上，研究所的宿舍灯灭得有些晚。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老章，紧张吗？”他憋了半天才挤出一句：“睡不着，吃饭都觉得心口在跳。”表面说得轻描淡写，其实心里有数，这不只是一次创作，而是政治任务，也是他个人多年积累的一次检验。

　　那三天，他几乎是泡在画室里。底稿、起形、上色，每个步骤都缩短到极限，却不敢有半点马虎。画完最后一笔，他在画架前站了很久，才放下笔。等到国庆活动上，这幅油画在众人面前第一次亮相，他远远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大家抬头仰望主席的面容，心里那种踏实与自豪，很难用一句话说清。

　　这一年之后，他的名字在景德镇艺术圈里渐渐传开，慢慢的变多关于领袖肖像的任务开始找上门来，而真正把他推上更高台阶的，是1968年的那次“巨型瓷画挑战”。

　　上世纪60年代，安源纪念馆开始建设，主题是展示毛主席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更早一些，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青年画家刘春华，创作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画中毛主席迈步山路，神态坚定又温和，这幅作品一经问世，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很多人对领袖的印象，就是从这幅画开始加深的。

　　1968年，37岁的章文超接到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任务——以《毛主席去安源》中的毛主席头像为依据，在瓷板上创作一幅直径6米的巨型头像瓷画。这幅画要镶嵌在安源纪念馆内，宣传意义不言而喻。直径6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画面要由428块规格为15厘米×25厘米的瓷板拼接而成，只要有几块色彩偏差、线条偏移，整体效果就会被打破。

　　这个任务，是挑战，也是压力。章文超心里清楚，自己画过不少毛，但从未在如此大尺度的瓷板上进行过创作，更何况瓷板的特性与画布完全不同：吸水性、色料的晕染、入窑后的色差，全都要预估在内。

　　绘制地点选在景德镇体育馆，那里空间足够大，可以把几百块瓷板全部摊开。为了节约往返时间，他干脆带上铺盖，直接住进场馆。地板上铺满按编号排好的瓷板，他整个人就在瓷板和看台之间来回穿梭——在地上画一段，再跑上看台，从高处俯视整体效果，确认比例、结构是不是协调，然后再跑下来继续调整。

　　有人回忆，说那几天在体育馆里，经常能看到一个人穿着袜子在瓷板阵里穿行。原因并不复杂，画的是领袖头像，他觉得鞋底踩在瓷板上，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就向组织提出申请，干脆脱鞋穿袜子作画，既保护瓷面，也算是一种尊重。这个细节，有点倔，也有点朴实。

　　那五天对他的体力和精神，都是严格的考验。为赶工期，他每天睡眠不足3小时，有时刚躺下，脑子里突然闪出“这一块阴影是否偏重”的念头，又爬起来改几笔。画瓷不像纸上素描，色料一上去，很难完全擦掉，只能一点点压色、修形，将误差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5天后，巨幅头像终于完成。按程序，原油画作者刘春华被请到现场进行对照审核。刘春华站在看台上，久久注视着这幅由428块瓷板拼合成的毛主席头像，又走下来近距离查看细节。有人悄悄瞟着他的神情，生怕他皱眉。过了好一会儿，他点点头，说了一句：“神态到了。”这才让在场的人松了一口气。

　　随后，这幅瓷画被转运到南昌体育馆，接受来自各界代表的集中鉴定。调色是否统一，五官是否准确，整体气势是不是符合领袖形象，所有的环节都有人把关。等到鉴定通过的通知正式下来，章文超才真正“瘫”在椅子上，像是几天的力气一下被抽空。

　　等到瓷画正式对外展出那天，红色幔布缓缓拉开，人群一下子涌上前。有人仰着头，看了很久，只说了一个字：“像！”还有一位年迈的老人，竟硬是扶着栏杆往前挤，最后抬起手，轻轻摸了一下瓷面，眼眶通红：“当年在安源，我远远看见他，就是这一个模样。”这一句朴素的话，比任何专业评论都更有分量。

　　这一战之后，“景德镇有个画毛的章师傅”，在更大范围内传开了。1978年，当地政府授予他“陶瓷美术家”的称号，研究所的墙上挂满奖状，家中客厅也堆满了各种荣誉。但比起这些，他更看重的，是每一次画像顺利出窑、在公众面前亮相的那一刻——那意味着，这一回，他又没有辜负自己手里的那支笔。

　　1976年是很多中国人永远忘不掉的一年，尤其是那年9月9日以后。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出，全国各地迅速进入沉痛的悼念氛围，各级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都在筹备追悼活动。江西景德镇也不例外。很快，组织上找到章文超，希望他承担绘制毛主席遗像的任务。

　　按说，他已经画过无数次毛，可真正面对“遗像”二字，心境已经完全不同。那天，他站在画架前，桌上摊着的是那张熟悉的遗像照片，笔蘸了墨，在空中停顿许久才落到纸上。旁边的同事悄悄说：“老章手在抖。”这种抖，既是悲伤，也是压力。

　　画像过程中，每勾一笔，他都会停下来对照许久。眉心的皱纹要有，但不能画得太深；眼角的神态要沉静，却不能失去那种熟悉的慈祥。既要尊重照片，又要更符合大众记忆中的主席形象，这种分寸说起来简单，落在笔尖上并不好掌握。有人后来回忆那天的情景，说章文超画到一半，眼泪就挂在脸上，他也不擦，生怕手一抖线条出偏。

　　终于，当黑色的画框绕着遗像一圈描完，他放下笔，整个人再绷不住，坐在凳子上嚎啕大哭。这一哭，既是对领袖离去的悲痛，也是几十年记忆的集中宣泄。那一年秋天，景德镇的白菊开得格外多，连日秋雨，街上到处是穿着素衣的身影，气氛沉重而克制。

　　悲痛之后，生活继续，但很多人的心里，都留下了难以言表的空缺。对章文超来说，最自然的纪念方式，就是继续画毛。他在瓷板上，一幅又一幅地勾勒那张熟悉的面孔，既是工作，也是一种寄托。

　　1993年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全国各地都在筹备各种纪念活动，景德镇也要推出一批主题鲜明的陶瓷精品。那一年，62岁的章文超已经花白头发，晚上视力也不如年轻时清楚，但涉及领袖肖像，他仍然亲自动手。

　　他翻出了自己多年珍藏的毛主席照片和画册，在灯下逐一对照，选来选去，最终定下了一张神情亲切的半身照。选定之后，他把瓷板放在案上，仔细打底、勾形，再一点点上色，尽量让瓷面上的主席显得温和又庄重。

　　这幅作品后来被选入“纪念诞辰100周年陶瓷精品展”，在当地展出。有意思的是，正是这次展览，引出了一段特殊的来访。

　　展览期间，毛主席的儿媳邵华和孙子毛新宇来到景德镇参观。走进展厅，两人很快被几幅毛主席瓷像吸引，而其中一幅，尤其让邵华停步不前。她凑近看了一阵，轻声对身边人说：“神态很像。”通过工作人员介绍，她得知这些作品出自一位在瓷画界摸爬滚打数十年的老画师之手，便萌生了一个念头——去现场看一看这位画师。

　　没过多久，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的厂长带着邵华、毛新宇母子，走进了章文超工作的地方。厂长在门口喊了一声：“老章，邵华和毛新宇来看你了！”这句话刚落地，画室里正在收拾画具的章文超愣在原地，似乎没反应过来。过了几秒，他才猛然转身，声音都有些发颤：“是……主席家的亲人？”

　　简短寒暄之后，邵华开门见山地说出了来意：“章老师，我和新宇在陶瓷馆看了‘纪念诞辰100周年陶瓷精品展’，对您的作品印象很深，特地来向您表示感谢。”说话间，她的语气平静，却带着真诚。毛新宇则站起身，面对这位白发老画师深深鞠了一躬，这一举动让在场的人都安静了几秒。

　　邵华接着表示，希望能收藏一幅章文超绘制的毛，作为家中的珍贵纪念，将来代代相传。听到这句话，章文超几乎是立刻站起来，眼眶一下红了，握着邵华的手，话都有些说不利索：“画了四十多年毛，还没想到能有一幅，真正被主席的亲人带回去，算是圆了我多年的心愿。”

　　那一刻的激动，对他来说，不是简单的“作品被认可”，更像是一种迟到多年的对话——几十年来，他一遍又一遍地画着那张面孔，如今领袖的家人亲自点头，这种肯定，任何奖状都比不上。

　　邵华看着他的激动，轻声说了一句：“您把主席画得这么用心，这种情感是值得尊重的。”她还转告他，景德镇的纪念瓷精品将受邀赴北京展出，届时会有更多人看到他的作品。章文超听到这里，脸上挂着止不住的笑意，情绪久久不能平复。

　　邵华母子离开后，那间普通的画室一下安静下来。桌上还是那些熟悉的调色盘和毛笔，窗外还是景德镇习以为常的窑烟，可在老画师心里，这一天，显然有着特别的分量。

　　随着时间推移，关于“景德镇有位专门画毛主席肖像的瓷画大师”的消息，早已不局限在江西一地。改革开放后，慢慢的变多国外友人来到中国访问、交流，景德镇作为“瓷都”，自然是行程中的重要一站。许多外国客人，在琳琅满目的瓷器中，常常会被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瓷画吸引，尤其是毛主席的肖像，既陌生又充满东方意味。

　　某次参观中，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景德镇看到章文超创作的毛主席瓷像，忍不住多停留了几分钟。他拿起一件作品，反复端详，从侧面看，从正面看，然后轻轻点头，语气里带着惊讶：“好极了！像极了！”虽然语言不通，但“像极了”三个字后半部分的那种强调，让在场人都听得出是真心的赞叹。

　　类似的场景并非孤例。有外国政要在看完展品后，对随行人员感慨，这样的东方肖像瓷画，在西方艺术体系里并不多见，既有写实，又有装饰意味，算得上难得的艺术品。对于从小在窑火边长大的章文超来说，这些评价只是“顺带的收获”。真正让他挂在心上的，仍是每一次提笔画毛时，那种发自内心的庄重。

　　随着名气的扩大，有人专程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出国生活一段时间，在国外开工作室，或者长期给某些机构创作肖像。按理说，那样的条件，收入更丰厚，名声更容易打出去。但是他的回答很干脆：“绿叶离不开根。”这句话听上去有点朴素，甚至略带固执，可结合他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就不难理解。

　　从那个战乱年代的小学徒，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公家单位成长的画师，他所学的、所干的，都与这片土地分不开。毛主席的肖像，既是题材，也是时代的印记。要他带着这些记忆，离开生养自己的地方去谋发展，他自己心里就过不去那道坎。

　　年岁渐长，他的身体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硬朗，长时间伏案作画，肩背酸痛是常事。研究所里有年轻人接手一些工作，他的几个孩子也开始学着给人画肖像，继承瓷画技艺。有人问他：“您画这么多人，肖像画里画得最多的是谁？”他几乎没犹豫就答：“毛主席。”

　　有人会觉得，这样的答案并不意外，但对他本人而言，这不是简单的“画了多少幅”的数量问题，而是一种长期积累形成的习惯。每当他调好色，准备在瓷板上落笔时，脑海里最先浮现的，往往还是那张从青年画到老年的面孔。某一种意义上，这也是很多普通人对领袖记忆的缩影——既具体，又难以完全用言语说清。

　　回望章文超的一生，并非富贵荣华，也谈不上跌宕起伏的传奇，更像是长期守在窑火旁的一种坚持。他经历了战火年代的颠沛，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在瓷板与画布之间，默默把时代的一个重要符号固化成一幅又一幅画面。

　　在江西景德镇那座青砖白瓦的老房子里，墙上、架上、柜子里，都曾摆过他画的肖像瓷板：有领袖，也有普通人。而在所有这些面孔之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无疑是毛主席。通过这一些作品，许多从未见过主席真人的普通人，有机会以自己的方式，靠近那段历史、靠近那位领袖。这种靠近不喧哗，不张扬，却长久地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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